市场准入是各类经营主体开展经营、参与竞争的起点，是否有资格进入市场、能进入市场哪些领域、能否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是衡量市场准入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，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规则逐步建立，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　　同时也要看到，当前市场准入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比如，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，一些领域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，政府干预过多；在公平竞争上，一些领域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合理限制，存在地方保护、市场分割等隐性壁垒；在准入管理上，还存在准入规则设计不科学、准入不准营、名准实不准等问题；在准入监管上，传统市场规则、准入体系、管理方式难以直接应用于新业态新领域，等等。高质量发展对构建高标准市场准入制度体系提出更高要求，《意见》精准聚焦市场准入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，靶向提出对策，做出系统安排，有利于提高各类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性，充分释放经营主体活力，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制度保障。

　　突出制度集成创新是《意见》的一大特点。制度创新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能，随着现代经济运行复杂性程度的进一步加深，还需要更加注重把握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，将各个独立的制度进行整合，着力增强制度创新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市场准入涉及政府与市场、国企与民企、内资与外企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、市场禁入和许可准入等多方面关系，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，针对此，《意见》坚持系统观念，既保证单一制度的独立性和完整性，又注重制度相互之间的耦合和关联；既强调总结应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准入的基本经验，又注重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，体现了开放包容、博采众长、兼收并蓄的特点。

　　把市场准入纳入法治轨道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一条基本经验。围绕市场准入，我国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部门规章均设置了相应条款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市场准入作为一项市场经济基础制度，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，才能焕发勃勃生机。《意见》多处使用“依法”字眼，强调改革要于法有据、要在法治轨道上进行，彰显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鲜明导向。

　　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一个重点，是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。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，不仅为未来发展打开了更多可能，也对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市场准入既涉及生产力布局，也涉及生产关系调整。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需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，需要放宽准入条件，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，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。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，要在包容与审慎中找到平衡点。《意见》关于“实施宽进严管”的表述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。鼓励创新，就要坚持“宽进”，包容新的东西，甚至允许它们在一定限度内“失序”，因为老办法未必“对症”新业态，要在探索中加以校正，走向规范发展。同时，也要统筹发展与安全，对新业态新模式加以“严管”，对它们带来的风险挑战作出前瞻性科学评估并加以防范，不能因创新对现有秩序造成严重冲击，更不能以“创新”为名行危害“安全”之实。

　　准入不是乱入。准入便利了，不意味着进去就一定能做好。完善市场准入制度，在为地方政府、经营主体打开方便之门的同时，也可能招致盲目投入、非理性投资冲动等问题，既不利于地方和企业自身发展，也有损地区或行业整体发展，甚至波及大的经济面。地方政府和经营主体要立足发展阶段、自然禀赋、发展定位、基础条件等，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、因企制宜，稳妥审慎敲开准入大门，扩大有效益的投资，激发有潜能的消费，为激发市场活力助力。

　　坚持和落实“两个毫不动摇”、健全促进“两个健康”工作机制，一项重要任务是，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。《意见》紧紧围绕“确保各类经营主体能够享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”这一重点，健全机制、放宽路径、优化环境、完善闭环，为实现规则平等、权利平等、机会平等创造了条件。事实上，市场准入不平等不仅仅存在于国企和民企之间，民企之间同样存在。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利用长期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，排除、限制行业市场竞争，损害中小企业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。这同样是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过程中需要着力破除的问题。

　　市场准入制度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关键，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。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过程也是市场准入走向“善治”的过程。期待在市场准入“善治”推动下，“有形的手”和“无形的手”不断走向“止于至善”，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，大中小企业实现融通发展。